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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侠列传序

两汉: 司马迁

  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
  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
  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
  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  韩非子说:“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,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。”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,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。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、卿、大夫等高官的人,辅佐当世的君主,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,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。至于像季次、原宪二人,均为民间百姓,他们一心读书,具有独善其身、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,坚持正义,不与世俗苟合,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。所以季次、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,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。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,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。现在的游侠,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,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,办事求结果,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,不吝惜自己的生命,去解救别人的危难。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,施暴的人丧命,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。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。为此,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。

  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 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。太史公说:“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,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,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,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,管仲亦曾遭到囚禁,百里奚曾经喂过牛,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,并遭到陈、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。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,还遭到如此的灾难,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?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![1]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:“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,凡是给我好处的人,便是有道德的人。”因此,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,终于饿死在首阳山,但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声誉,并没有因此而降低;盗跖、庄跻残暴无忌,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。由此看来,庄子所说的:“偷衣钩的人要杀头,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;王侯的门庭之内,总有仁义存在。”此话一点不假。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,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,长久地在世上孤立,还不如降低论调,接近世俗,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!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,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,并且恪守诺言,义气传颂千里,为义而死,不顾世人的议论。这正是他们的长处,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有些士人,到了穷困窘迫时,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,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、豪杰、特殊人物吗?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、原宪等比较地位、衡量能力,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,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总之,从办事到见功效,说话守信用来看,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!

  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  古代民间的游侠,已经不得而知了。近代的延陵季子、孟尝君、春申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等人,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,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,招揽天下贤能之士,在诸侯中名声显赫,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。这就如同顺风呼喊,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,是风势激荡罢了。至于像乡里的游侠,修养品德,砥砺名节,扬名天下,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,这才是很难的啊!然而,儒家、墨家都排斥游侠,不记载他们的事迹。秦朝以前,民间的游侠,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,我非常遗憾。据我所知,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等人,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,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,有值得称赞的地方。他们的名不是虚传,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。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,依仗钱财,奴役穷人,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,纵情取乐,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。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,却随便将朱家、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,并加以讥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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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  韩子:韩非,战国时期韩国人,法家代表人物,著有《韩非子》,下文引自《韩非子·五蠹》。《春秋》:这里泛指史书。季次:公皙哀,字季次,齐国人,孔子弟子。原宪:字子思,鲁国人,孔子弟子。独行君子:指独守个人节操,而不随波逐流之人。已诺必诚: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,一定要兑现。

  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  虞舜窘于井廪:指虞舜为其父瞽叟和其弟象所迫害,他们让舜修米仓,企图把舜烧死;此后又让舜挖井,两人填井陷害舜,然而舜均逃脱了。“伊尹”句:伊尹乃商汤的旧臣,据传说最初伊尹为了接近汤,曾到汤的妻子有莘氏家里当奴仆,后又以“媵臣”的身份,背着做饭的锅和砧板见汤,用做菜的道理阐释他的政治见解,终于被汤所重用。“傅说”句:傅说乃商代武丁的名臣,在未遇武丁时,是一个奴隶,在傅岩筑墙服役。匿:隐没。傅险:即傅岩(在今山西省丰陵县东)。吕尚:吕尚即姜子牙,相传他在70岁时,曾在棘津以屠牛和卖饭谋生。

  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  延陵: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,封于延陵。孟尝:即孟尝君,齐国贵族田文。春申:即春申君,楚国考烈王的相国黄歇。平原:即平原君赵胜,赵惠文王之弟。信陵:即信陵君魏无忌,魏安嫠王异母弟。砥:磨炼。排摈:排斥、摈弃。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: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,其事迹见传文。朋党:由于共同利益而结伙。比周:互相勾结,狼狈为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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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韩子曰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二者皆讥,而学士多称于世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、卿、大夫,辅翼其世主,功名俱著于《春秋》,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,闾巷人也,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,义不苟合当世,当世亦笑之。故季次、原宪,终身空室蓬户,褐衣疏食不厌。死而已四百余年,而弟子志之不倦。今游侠,其行虽不轨于正义,然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盖亦有足多者焉。

  且缓急,人之所时有也。太史公曰:昔者虞舜窘于井廪,伊尹负于鼎俎,傅说匿于傅险,吕尚困于棘津,夷吾桎梏,百里饭牛,仲尼畏匡,菜色陈、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,犹然遭此灾,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?其遇害何可胜道哉!鄙人有言曰:“何知仁义,已享其利者为有德。”故伯夷丑周,饿死首阳山,而文、武不以其故贬王;跖跻暴戾,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,“窃钩者诛,窃国者侯;侯之门,仁义存。”非虚言也。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,久孤于世,岂若卑论侪俗,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!而布衣之徒,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。故士穷窘而得委命,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?诚使乡曲之侠,予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功见言信,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!

  古布衣之侠,靡得而闻已。近世延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,皆因王者亲属,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,招天下贤者,显名诸侯,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,声非加疾,其势激也。至如闾巷之侠,修行砥名,声施于天下,莫不称贤,是为难耳!然儒、墨皆排摈不载。自秦以前,匹夫之侠,湮灭不见,余甚恨之。以余所闻,汉兴,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剧孟、郭解之徒,虽时扞当世之文罔,然其私义,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,设财役贫,豪暴侵凌孤弱,恣欲自快,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,而猥以朱家、郭解等,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。

  《游侠列传序》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: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、衬托手法。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,借客形主,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。在行文过程中,又分几层进行对比。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,他们虚伪狡诈,毫无信义可言,仅凭有权有势,就受到称赞。这与济人之危、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另一类是无所作为,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,他们也历来受称颂,而扶危的游侠,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。此外,作者还拿孟尝君、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。通过上述层层对比,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,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,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,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。其二反复咏叹,加强了抒情性。文中从不同的角度,反复地称赞游侠,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。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、行必果的高尚品德,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“设取予然诺,千里诵义,为死不顾世。此亦有所长,非苟而已也”。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,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。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、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,并提出“侠客之义,又曷可少哉”。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、郭解等人“廉洁退让,有足称者。名不虚立,士不虚附”。诚如《古文观止》的评语:“一篇之中,凡六赞游侠,多少抑扬,多少往复,胸中荦落,笔底摅写,极文心之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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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及注释

译文一
  韩非子说:“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,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。”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,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。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、卿、大夫等高官的人,辅佐当世的君主,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,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。至于像季次、原宪二人,均为民间百姓,他们一心读书,具有独善其身、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,坚持正义,不与世俗苟合,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。所以季次、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,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。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,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。现在的游侠,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,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,办事求结

评析

  《游侠列传序》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: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、衬托手法。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,借客形主,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。在行文过程中,又分几层进行对比。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,他们虚伪狡诈,毫无信义可言,仅凭有权有势,就受到称赞。这与济人之危、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另一类是无所作为,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,他们也历来受称颂,而扶危的游侠,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。此外,作者还拿孟尝君、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。通过上述层层对比,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,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,揭露了社会的黑暗
司马迁

司马迁

司马迁(前145年或前135年-不可考),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。西汉史学家、散文家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,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,是“二十五史”之首,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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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曰:“与君王哉!周不爱鼎,郑敢爱田?”王曰:“昔诸侯远我而畏晋,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,赋皆千乘,子与有劳焉。诸侯其畏我乎?”对曰:“畏君王哉!是四国者,专足畏也,又加之以楚,敢不畏君王哉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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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: 王守仁

  经,常道也,其在于天谓之命,其赋于人谓之性,其主于身谓之心。心也,性也,命也,一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其应乎感也,则为恻隐,为羞恶,为辞让,为是非;其见于事也,则为父子之亲,为君臣之义,为夫妇之别,为长幼之序,为朋友之信。是恻隐也,羞恶也,辞让也,是非也,是亲也,义也,序也,别也,信也,一也;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是常道也。是常道也,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,则谓之《易》;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,则谓之《书》;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,则谓之《诗》;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,则谓之《礼》;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,则谓之《乐》;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,则谓之《春秋》。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,一也;皆所谓心也,性也,命也。通人物,达四海,塞天地,亘古今,无有乎弗具,无有乎弗同,无有乎或变者也,夫是之谓六经。六经者非他,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,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;《书》也者,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;《诗》也者,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;《礼》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;《乐》也者,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;《春秋》也者,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六经也,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,所以尊《易》也;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,所以尊《书》也;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,所以尊《诗》也;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。所以尊《礼》也;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,所以尊《乐》也;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,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

 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,犹之富家者之父祖,虑其产业库藏之积,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,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,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,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,以免于困穷之患。故六经者,吾心之记籍也;而六经之实,则具于吾心,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,种种色色,具存于其家;其记籍者,特名状数目而已。而世之学者,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,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,牵制于文义之末,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;是犹富家之子孙,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,日遗忘散失,至于窭人丐夫,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。曰:“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!”何以异于是?

  呜呼!六经之学,其不明于世,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尚功利,崇邪说,是谓乱经;习训诂,传记诵,没溺于浅闻小见,以涂天下之耳目,是谓侮经;侈淫辞,竞诡辩,饰奸心盗行,逐世垄断,而犹自以为通经,是谓贼经。若是者,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,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?

 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,在卧龙西岗,荒废久矣。郡守渭南南君大吉,既敷政于民,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,将进之以圣贤之道,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;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,曰:经正则庶民兴,庶民兴斯无邪慝矣。阁成,请予一言,以谂多士。予既不获辞,则为记之若是。呜呼!世之学者,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,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。